不少人對于改革開放前農民吃不飽飯的問題發表文章，不過大多數文章的觀點，都缺乏足夠的論據。哪怕是自稱經歷過的老人回憶，也大都沒辦法抓住生產隊時期農村問題的關鍵點。至于自稱首席經濟師的張捷教授，那就更是個外行，說的都跟農業農村不沾邊，可以忽略不計。
工業機械不發達年代的中國農村，之所以發展緩慢，農民長期解決不了吃飽肚子的問題，有四個關于征購糧的關鍵問題是繞不過去的：
第一個也是最關鍵的，是征購糧的比例問題。
自古以來，農民種地交糧天經地義，一方面是地租，一方面是國稅。生產隊時期的農民是從舊時代過來的，沒有人對此有不同意見，最關鍵的爭執是在賣多少“余糧”，自己沒有自主權。
盡管人民公社成立之初，關于征購糧的比例國家有明確的規定，目的是給農民留夠足夠自吃的糧食。但是隨著浮夸風的到來，國家關于比例的規定形同虛設，1959年全年糧食產量是16968萬噸，農民向國家繳納的糧食總數達到了6740萬噸。這個數字不但遠遠高于國家規定的比例，達到了百分之四十，也徹底掏空了農民之前歷年糧食積存，導致后來的大饑荒。
盡管后來在1960年的“反瞞產運動”幾年之后，各個地方根據實際情況把高的離譜的征購糧比例減下來一些，但是很多事情就是這樣，糧食產量和賣余糧的比例也是一樣，一旦漲上去，再想降回正常，無異于天方夜譚。
第二個關鍵問題，就是征購糧的價格問題，也就是所謂的工農業產品剪刀差問題。
網絡上一直有人堅持說我國六七十年代的物價穩定，多少年也沒有變化波動，尤其是很多人拿糧食價格作為例子來講。豈不知，糧食價格多年的“穩定”是有前提的。這個前提是，農民“賣余糧”的時候是計劃經濟體制，每斤只能得到0.1幾元現金。而同時，自己糧食不夠吃的時候，卻是按市場經濟體制的價格自購糧食。這兩種價格差別巨大，幾乎達到了3倍左右的價格差。
也就是說，國家從農民手里買的糧食，一斤只需要花一毛四左右。同時如果農民想買點同樣價格的糧食，會有各種嚴格的條件限制，大多數時候買不成。所以大多數農民，干脆到黑市（集貿市場）上花三四毛錢買高價糧食吃。不用解釋“剪刀差”的概念，這樣的價格剪刀差，體現了對農民身份的歧視，是極為不公平的。
第三個關鍵問題，種植計劃是由外行制定的，農民在這個問題上沒有發言權。
相對來講，中國幅員遼闊，各地耕地數量質量差別巨大，適合種植的作物也千差萬別。每個地區尤其是每個村子適合種什么種多少，是由縣農業部門按照國家的五年計劃上報的。這個計劃是否合適，怎么詳細分解到各個公社的各個生產隊，這些事作為農民是沒資格參與的。
這樣的現實決定了，種植計劃哪怕偏離本地實際情況，生產隊也沒辦法，因為沒人征求你的意見。所以本村的地適合種植什么，會有最高的產量，最好的效益，制定計劃的人是不清楚的。土地怎么樣以最低的成本有最好的產出，計劃就不可能做得到，從而產生許多問題。
第四個關鍵問題是農閑時節，不能出村的勞動力閑置怎么解決。
由于計劃經濟體制，決定了當時的所有人外出，必須憑介紹信才行。由于當時的很多農民從無地狀態走過來，因此農村并不是所有人都最適合種地，各行各業的手藝人會有很多。但是以當時的經濟模式決定了，不可能所有的手藝人都能外出謀生，必須是絕大多數人在村里種地，否則村里產的糧食完不成上級制定的計劃。
完不成任務的后果是比較嚴重的，會關系到下一年計劃的制定，和對各種農用物資如化肥農藥，及生產隊享受到的政策方面的待遇。所以當時有很多人是不能發揮所長的，比如以前的各類手藝人，以前的小攤販，以前的各種作坊伙計掌柜等群體。但是這些人哪怕人在村里種地，其實發揮的作用十分有限，除了年紀還不大有膀子力氣的。
這樣一來二去的，造成的是多重的浪費。最后的后果就是大家都吃不飽，大多數人趁著地里莊家沒成熟就開始偷偷夾帶，越夾帶最后畝產越低，造成惡性循環。這樣的惡性循環，帶來的直接后果就是糧食產量多年在低水平徘徊，一直上不去。直到土地承包了，農民能夠各盡所長了，也沒人夾帶了，糧食產量終于上來了，一切都迎刃而解。
一些不承認承包制作用的人，把這種情況歸于人性的自私，不得不說這是以己度人，憑想當然說話了。人的積極性體現在方方面面，人性的自私只是其中之一，且不是最重要的。能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和創造性，才是承包責任制最大的價值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