秦王和李斯
孔子、孟子皆是大儒，但是隨著時代的車輪進入戰國后期，儒家似乎就沒有再誕生名人，唯一的名人就是荀子。然而，荀子的思想用“離經叛道”來說也不為過，因為他的思想和傳統儒學有很大出入。至其弟子韓非、李斯，二人算是徹底倒向了法家。于諸子百家學說之中，地處西陲的秦國舉起了法家的大旗，真正走上了富國強兵的道路，并在列國兼并戰中贏得了最后的勝利，統一了神州大地，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統一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。不過，以法治國的秦朝二世而亡，人們才知道矯枉過正的弊端，由此漢代以后的朝代走的其實都是外儒內法、春風化雨的法家道路。那么為什么韓非、李斯會違背他們的先師呢？這和戰國時代的大變革密切相關。
一、時代變了
孔子生活的春秋時代，周天子雖然式微，但作為名義上的天下共主，還有些許尊嚴和權威，諸侯之間就算是爭霸爭得你死我活，也要打著“尊王攘夷”的旗幟，絕不敢公開踐踏周天子的尊嚴，維系天下秩序的周禮還在茍延殘喘。孔子立志恢復周禮的等級秩序，還有微乎其微的可行性，這就是孔子創立儒學的背景。
孔子
可隨著生產力的發展，周代的井田制、分封制、宗法制、禮樂制四大制度全部崩潰。由于鐵犁、牛耕的使用，生產力大增，私田興起，公田荒廢，依靠公田而存活的貴族全面衰敗。為了挽救諸侯國公室的財政，各國被迫承認私田，改革稅制，進而演化為對分封制的否定和對國君直轄郡縣的承認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，作為基石的井田制崩壞，分封、宗法、禮樂亦全面崩潰。在戰國生產力大變革的時代背景下，正如梁啟超在《變法通議》所說：“變亦變，不變亦變。變而變者，變之權操諸己，可以保國，可以保種，可以保教。不變而變者，變之權讓諸人，束縛之，馳驟之。”各國的陪臣之所以能執國政，很大程度上就在于這些陪臣敢于變革，能夠滿足新興地主階級的利益，三家分晉，田氏代齊，即是例證。
當新興的地主階級取代奴隸主階級，依托于井田制的禮樂制就完全沒有了恢復的可能，所以立志恢復周禮的儒學，越到封建制鞏固的戰國后期，就越需要進行相應改變。
法家的韓非
二、荀子的叛道
儒家后人背棄儒家，是由荀子開啟的。戰國中期的孟子嚴格遵守了孔子的學說，所以宋代儒者將孟子提拔到了亞圣的地位，而荀子因為離經叛道，則被斥責為“大本不立”、孔門異端，荀子的兩個學生韓非、李斯更是被踢出儒家，成了法家代表。
李斯
荀子對儒家的背叛還算輕微，但絕對是實用的。儒家倡導以道德為基礎的思想，在列國征伐、相互廝殺、朝不保夕的戰國實為空想。孟子提出性善論，寄希望于未來，寄希望于人們能發現本心，發現心中的善良，這是一種消極等待，根本不可能成為戰國時期的治國思想。春秋時期的宋襄公蠢豬式的仁義，已經完全證明了儒家傳統主張與當時尚攻的時代不相適應。
針對儒學過柔的特點，荀子針鋒相對地提出性惡論。在兼并戰爭更加頻繁的戰國后期，民不聊生，因此荀子認為人性自私本惡。但這并不意味著荀子是悲觀主義者，他沒有放棄對人的希望，而是認為既然人性惡就需要約束，需要“化性起偽”。這里的“偽”就是人為，要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，約束自己本性中的惡。如何約束？那就要靠法的作用。所謂隆禮重法，“隆禮尊賢而王，重法愛民而霸”，就是一種儒法的結合，也成為了王道和霸道的結合，是一種雜糅了柔性儒學和過硬法家的第三條道路。
荀子
三、韓非的完全背離
荀子對儒學的背離毫無保留地傳遞給了其弟子韓非、李斯，但這僅能作為韓、李背棄祖師爺的一個引子，他們二人對儒學的完全放棄其實是各有不同。
韓非，韓國公子，其公室貴族的出身決定了他選擇在自己的國家韓國發展。戰國七雄中，韓國是最弱的一個。雖然韓非是儒學出身，學富五車，但學成歸來的韓非并不被重用。公元前262年，秦國白起攻韓，連下50城，上黨郡降趙，韓國領土直接萎縮一半。在亡國危機面前，韓國統治階層的內斗反而更加激烈。韓非積極上書，要求變革自強，但均被駁斥。一腔熱血盡付東流。
韓非
在公室內斗不休，自身抱負不得施展的情況下，韓非對性惡論有了更直觀的體會。因此，法家諸人中，韓非最為激進，所以被稱為法家集大成者。韓非完全否認了儒家的教化，認為只有法才是唯一的信條，什么親情、友情、道德，都要以法為宗。儒家提倡的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，在戰國禮崩樂壞的背景下根本就是空想，所以“儒以文亂法，而俠以武犯禁”，儒與俠都是天下大亂的原因。就以君臣之間的關系來說，二者之間不存在親愛關系，“君臣之際，非父子之親也，計數之所出也”，也就是說，二者只是利益交換關系，君主給臣子提供物質待遇，臣子給君主提供智慧力量，僅此而已。
所以韓非對儒學的背離，既有戰國大變革的時代性，又有韓國內斗的特殊性。
韓非
四、李斯對儒學的背叛
李斯是郡小吏出身，身份地位并不顯赫?！妒酚浝钏沽袀鳌烽_篇，就記載了李斯為郡小吏時一段直擊他靈魂深處的見聞：他看到廁所里的老鼠，吃的不好，見人就受驚逃跑；而米倉里的老鼠，吃的好養的好，還不用擔心受到外界的驚擾。所以李斯立志要當米倉里的老鼠，其思想上的功利主義極其明顯。儒學完全不適用于戰國，這是人盡皆知的事情，尤其是在經歷徹底變法后的秦國。李斯出仕，上來就選擇了最強大的秦國，可謂挑選了一個最簡單的劇本。
李斯見秦王，必須給秦王描繪一幅秦國統一的宏偉畫卷，才能被重用。就如同韓非所說，君臣之間是相互利用關系，秦王給李斯高官厚祿揚名天下的機會，李斯幫秦國統一天下。而自秦孝公后，歷代秦王都嘗到了法家帶來了的福利，所以不可能改弦更張以儒代法。既然改不了老板的思想，就只能改變自己的思想了。所以李斯必須要適應秦國的主流思想，因此他也倒向了法家。
李斯
文史君說
韓非和李斯雖然都是儒學出身，但其師傅荀子就已經走上了對儒學的背叛之路，或者與其說是背叛，更準確的說法應該是因勢而變革。韓非、李斯徹底倒向法家，既有傳承老師思想的原因，也與當時時代背景和個人生涯有關，二人脫儒入法就是順理成章的事。荀子的第三條道路，在漢初得到了最明顯的體現。漢代皇帝鑒于秦朝完全踐行法家思想而二世而亡的教訓，被迫采取儒術治國。可是看看漢初政壇上最重要的兩位人物：皇帝劉邦，秦朝泗水亭長出身，算是基層公務員了，曾經向儒者的帽子里撒尿；丞相蕭何，典型的法家官吏出身，楚漢爭霸之時，入咸陽后首先收集的不是秦朝的金銀珠寶，而是秦朝的典章律令。這種情況下，他們怎么可能改弦更張，徹底放棄秦朝的法刑呢。只不過是鑒于秦朝嚴刑峻法的手段太過直白剛硬，所以漢制在繼承秦制的基礎上，給法家包了一層儒學柔和的外衣，內里其實還是法家那一套。
參考文獻
陳旺：《孟子“盡心養性”與荀子“化性起偽”教育思想及其差異互補》，《遵義師范學院》2022年第5期。
薛玉麟：《韓非政治哲學及其人性論基礎研究》，西北師范大學碩士論文，2021年。
（作者：浩然文史·紫橘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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